《边疆人文》六十年——陶云逵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祭

更新日期:2022年07月24日

       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书的一角, 静静地躺着几本灰黄色、清脆的油印杂志。多年来, 由于很少有人阅读, 这些杂志尘土飞扬, 无人问津。这是抗战时期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出版的学术期刊《边疆人文》。这本只发行了四卷十九期的杂志, 今天可能很少有人能回忆起, 但当人们翻开旧报纸的页面时, 就会被那些让学术知识分子既熟悉又有点模糊的名字的人打招呼, 闻一朵、罗昌培、罗勇、陶云奎、邢公婉、马学良、高华年、张庆昌、袁家华、杨志久……当年《前沿人文》创始人在策划杂志的时候, 他因财务问题桎梏, 一开始我只是想把它做成一个粉丝刊, 每期只有200份, 但一经出版,

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兴趣。 “他们不仅阅读刊物提出意见, 而且还热情地为刊物写文章。” (邢公婉:《风雨兼程——抗战时期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》)提到“边疆人文”, 不可忽视。一个机构一个人, 即南开大学文学院前沿人文研究室和陶云奎先生。邢功万先生在《风雨如墨, 鸡鸣鸡鸣》一文中详细讲述了前沿人文研究室成立的过程和工作。
       需要补充的是, 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雄心勃勃,

计划逐步建立边疆人文博物馆和边疆人文研究室。研究所, 以继续开展前沿调查研究工作。但由于时代和经济条件的限制, 当年的计划只是一张白纸, 最终成为那一代学者的遗憾。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学深受西方民族学思想的影响。值得注意的是, 当时在中国“民族学往往是‘文化人类学’的代名词”(王建民:中国民族学史)。当时, 许多中国学者接受了国外不同国家导师的教导, 研究了西方各种民族学流派的理论和方法, 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学术倾向, 逐步形成了一批早期的中国民族学流派。王建民先生在他的《中国民族学史》中大致将其划分为“功能学派”, 以吴文藻、费孝通等人为代表; “文化派”, 以孙文文、陈旭景为代表; “历史学校”。学校”, 这所学校以凌春生和陶云奎为代表。费孝通先生后来回忆道, 陶云奎早年留学德国, 师从德国人类学家费舍尔, 回国后成为德国人的代表。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学校。抗战时期, 陶、飞等​​人在云南呈贡的奎格社会学工作站从事研究。
       一切, 每个人都尽力扩展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, 但没有人放松别人的合理之处,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, 我们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国。社会文化的现实。”(费孝通:《物以类聚——爱云葵》)只有由此看来, 后人不得不为道、非等中国知识分子所体现的个人力量及其执着的学术精神所感动。回到“前沿人文”这个话题, 史料的价值、学术价值, 甚至这本期刊作为历史文物的价值, 现在都将有自己的标准来得到不同学科研究人员的认可。但从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经济文化的角度来看, 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。事实上, Frontier Humanities收录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只是当时学者撰写的论文和调查材料的“冰山一角”。因为有些资料已被抹杀, 不为人知, 有些文字尚待后人整理。中国国境线蜿蜒曲折, 与十几个国家接壤, 民族众多, 语言文化各异。那时只有五六个学者。调查风土, 记录边境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、社区和教育制度。研究和调查的范围从人口调查到自然和人文环境调查;从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到对其文化概况的调查, 如民间神话、歌曲、语言等;从历史研究到文化人类学、体质人类学研究。一路上, 他们收集、描述、绘制、拍摄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, 留下了大量的文字、地图、照片和研究成果。这些成就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。翻阅灰黄酥脆的纸页, 看东西看人。 1944年陶先生在昆明英年早逝, 身后很郁闷。如今,

他墓前的丧草已数度变黄, 墓木已成阴暗。当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时, 陶云奎的学术贡献得到了充分肯定。人们很高兴。美国学者顾定国在其《中国人类学史》中评论道, 陶云奎勇敢地调查和传播了云南彝族的鸡骨占卜。真是好运。陶先生的英魂太早寄居苍山洱海。如果日子一去不复返, 南开大学的“前沿人文”还能继续下去, 恐怕就会出现中国当前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。另一个景象。
       今年是南开大学建校85周年。作为周年系列的出版计划之一,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原本打算再版这本杂志, 以节省学术精力。但由于当时的杂志印刷质量很差, 文字大多脱墨, 难以辨认, 复制难度较大。然而, 这些只是印刷技术的客观问题。更重要的是, 该刊的文章学术性很强, 涵盖民族学、语言学、社会学、文化人类学等学科, 内容涉及云南边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、人文地理、语言和民俗等。研究等。重新检查这些文本超出了现有人力和编辑人员的能力,

所以我们只能暂时放弃。然而, 今年是南开系列学校成立一百周年, 也是陶云奎的第一个在盛逝世60周年之际, 学校决定在入选杂志上重新发表明确的文章。此举可视为对逝者的纪念, 对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来说是一种祝福。作为一份学术期刊, 尤其是战时刊物, 《Frontier Humanities》的命运多舛, 并不是一件容易让人感叹的事情。有些人和事, 甚至是一种学术精神, 都不应该被后人遗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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